▌老齡化危機
中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老齡化的高點。
轉折發生在2011年。這一年，中國的人口撫養比(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結束了持續30多年的下降，從前一年的34.2%上升到34.4%。
撫養比提高主要是兩個原因，撫養人的增加減速了，被撫養人的增加加速了。
先看撫養人，2005~2011年，15~64歲勞動年齡的人口總共增長了6.5%，2011年增加了0.35%，2012年增長了0.1%，增長得越來越慢。自2013年起，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再是增長得慢，而是變為減少。
而硬幣的另一面，老年人口卻在快速增長，2005~2011年間共增長了21.8%，年均增長3.28%，遠超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2011~2017年間，平均增長率進一步達到了4.26%。這就使得人口撫養比在2017年提高到37%。其中2019的老年人口撫養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中老年部分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已經上升至17.8%。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發布的報告《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預測，隨著1950年代出生高峰隊列陸續超出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將會加速減少，而老年人口加速增長。到2032年人口撫養比將會升到51%左右。也就是說，每一個工作人口要養兩個人。此后，直到2060年之前，人口撫養比中的老年撫養比將一直保持上升狀態。
應對不斷上升的老年撫養比，解決辦法就是提升當下的生育率，這一點全社會已有共識。
▲ 2050年，中國老齡化將達到峰值，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27.9%。 © Pexels
▌少兒撫養比
我們在談到撫養比的時候，往往都把焦點放在“老人撫養比”，即年輕人撫養老人的比率。但實際上，如前文已經提到的，在人口撫養比這個匯總統計之外，撫養比存在著兩種分類，一是大家熟悉的老人撫養比，另一個則是少兒撫養比。
如果生育率上升，人口出生，會減少30年后的撫養比，但同時，卻會立竿見影地提高當下的少兒撫養比。也就是說，短期內，新出生的孩子會把總人口撫養比拉得更高，勞動人口在沉重的養老負擔來臨之前，需要先養育大量的未成年人。
生育會增加當下的撫養負擔，而養老則是30年后的事。雖然這是同一代人在其生命不同階段遇到的不同問題，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心理學證明，決策時，短期利益的權重要大于中長期利益。30年后的痛苦，與當下的負擔之間，人們往往會更看重當下的負擔，而忽視30年后的問題。三胎政策一出，人們紛紛計算，一對年輕夫婦要養4個老人，3個孩子，這是多么沉重的負擔!
那么，事情就進入到這樣一個邏輯：只有多生孩子，也就是提升當下的少兒撫養比，才能解決30年后的老人撫養比問題;但這就增加了短期內的撫養負擔。這會降低生育的意愿(生不起養不起)。而生育如果減少甚至只是不增加，就難以解決30年后的養老問題。
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只能是設法讓人們“生得起”，減小撫養負擔，提升當下少兒撫養比的效率，才能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增加出生人口，為30年后的養老作準備。
▲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 © 新華社
▌2032與1994
其實，根據統計，即便在2032年，總體人口撫養比也只與1994年的水平相當。那么，為什么1994年的時候沒有現在的焦慮?
一方面，是撫養老人和撫養兒童的區別。在1994年的撫養比結構中，少兒撫養比占到83.4%，而2032年的撫養比結構中，預計老年撫養比會占到56%。從經濟理性上說，撫養少兒是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會有回報; 撫養老人則是純粹的消費，沒有回報。對于公共支出而言，這兩種負擔的意義完全不同。從情感上說，撫養幼兒與撫養老人，所感受到的情感回報也是不一樣的，這并不是不孝或嫌棄老人，而是生物繁衍本能所造成的情感差異，與子代的親密關系，和與親代的親密關系，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則是撫養目標與效率的不同。通俗地說就是，現在養孩子的方式不一樣了。當年對少兒的養育，目標并不高(“給口飯吃就行”)，競爭也不強(不是特別窮的地區，基本都能上學，將來都能有工作)，內卷程度也不高(上學不一定重點，考試不一定第一)，沒有如今困擾國人的幼兒托育、教育升學等種種問題。所以撫養效率更高。而如今，不但撫養目標提升了，同時，效率也隨之下降。
所以，應該有的思路是用效率去化解負擔，改變生育觀念，提升當下的少兒撫養比，才能解決30年后的老人撫養比問題。同時，提高撫養效率的思路，也會有助于解決30年后的其他問題。
那么，如何提升當下的撫養效率，降低撫養負擔?
▌公共服務的效率
當下中國撫育孩子的相關服務在種類、數量、質量上都不盡如人意。
比如，在孩子托育上，在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或者說價格太高)的情況下，很多家庭以私人方式解決，由老人承擔起照顧孫輩的責任。這種形式的照看，效率并不高。從社會分工意義上，把照顧孩子這一工作進行專業分工，效率會更高。比如，一個班50個孩子，6點放學，只需要3個老師照看。但如果3點半放學，卻需要起碼50個老人去接送，并照顧接下來的2個半小時。因此校外托育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就可以提高效率。但是，這些市場化機構在人力成本之外，還需要承擔高昂的房租成本，而此時，由國家劃撥土地的學校卻是空關著的，這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
教學上的公共服務質量同樣不如人意。從全國范圍來看，人口出生的頂峰在1987年，20年后進入低谷，但大部分學校并沒有因此進入小班化。2001-2010年全國范圍內的“撤點并校”，使學校數量銳減。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研究，2000年到2010年，在我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雖然撤并主要發生在農村，但撤并造成孩子集中流向縣城和人口遷入城市的流動兒童學校，這兩個地方的大班化都非常嚴重。大班化可以節約財政支出，但教學效果很差，最終造成了家長撫育負擔的增加。
教學服務質量不夠，就衍生出了課外輔導的需求。雖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但家長輔導作業仍然是一個普遍現象。這也是一個撫養效率問題。家長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教育方式也沒有得到過專業化訓練。這種分散式的輔導，結果是教學質量也不好，孩子和大人也非常累，還傷害了親子感情。這就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欲望和生育率。
不過，這些問題比起土地政策，就小巫見大巫了。
▌土地孕育人
在中國，撫養孩子的首要負擔是房子。
中國的文化背景下，一般需要撫養的孩子年齡是0-22歲，甚至要負擔到25、26歲，通常還需要支持孩子買房結婚(和之后幫助撫養孫輩)。所謂六個錢包買房，也是撫養負擔的一種反映。美國房價中位數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3倍出頭，而臺灣是6倍、香港長期在10倍以上，這三個地方，生育率就有明顯的差異。
這實際就是一個支付能力的問題，與年齡息息相關。由于財富積累的原因，50歲住上200平的房子，35歲住進100平的房子，25歲住進70平的房子，是常見的情況。但實際上，根據相關研究，住房活動面積的大小對生育率有非常大的影響。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更多的孩子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間，祖輩幫助帶孩子，也需要居住面積。所以，擁有四五個臥室住房的人群一定比一居室、二居室的住戶生育意愿強。要讓年輕人多生孩子，就要有足夠的住房。而年輕人能否支付得起住房的價格，就與房價以及背后的土地政策相關。
▲ 隨著三胎政策的出臺，各個網站紛紛推出了三孩的上下床設計。 © Pinterest
此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發現，房屋的形態也與生育愿望相關。相比高層的公寓，獨門獨戶的獨棟和聯排房屋，即使面積小一些，也更能促進生育。雖然這里面的因果關系尚待研究——也可能是因為人們有了生育愿望才選擇這樣的戶型。但一個可以活動的小院子，一塊可以曬到太陽的小草坪，這種寬敞的空間感，能在有利于孩子成長發展的同時保障他們的安全。
年輕人負擔不起房子，或者只能買得起擁擠逼仄的高層，這背后，歸根到底，是土地政策的原因。
▌中國需要更多的城里娃
土地政策背后，還有一個對城市化趨勢的認識問題。
我們知道，小城市的房子相對于大城市很便宜，農村則更便宜，人們在農村更容易住上平房。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應該把人限制在鄉村和小城鎮?
答案是否定的。人口朝城市集中，朝大城市集中，是大勢所趨。
2020年有26個城市公布了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其中有8個城市人口開始下降。這源于國內人口的大趨勢。中國人口總數在繼續增長，但增速下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按照聯合國的預測，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將出現在2030年。在此之前，一些地方的人口數率先出現下降，是非常正常的。這是因為，人口會離開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遷移、集中。
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規模服從Zipf法則。所謂Zipf法則，簡單的說，一個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城市，然后有次大的城市，會有一個城市的層級。當然，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中國很大，可以存在多個區域中心城市，除了北上廣深外，區域的大城市如成都、武漢，都可以成為區域中心。最近，四川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布，成都市的常住人口達到2093.8萬人，成為北京、上海、重慶之外，第四個邁入2000萬人口大關的城市，就是這種趨勢的體現。成都遠離北京，可以成為一個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覆蓋西南、西北。但是能成為區域中心城市的，總還是有限的幾個，人們會向這些地方聚集，其他地方，自然會有人口的下降。
▲ 人口聚集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 © Pixabay
美國國內曾出現過四次人口遷移的高潮。第一次是19世紀中期人口大規模西移，所謂“西進運動”，原因是南北戰爭與牛仔開發西部的荒地，集中在農業的發展;第二次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促使人口大規模從鄉村遷入城市;第三次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農業危機、自然災害等原因使南部的人口遷往北部和西部;第四次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東北部人口大量遷往南部和西部地帶。因為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東北部老工業區環境污染嚴重;冬季又寒冷多云多雨;土地租金高;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環境有更高要求;南部和西部氣候溫暖，科技力量更集中，而且環境更好，有“陽光地帶”之稱，吸引了大量資金與人力。這是從工業向第三產業的發展。這幾次移民潮都與經濟的發展周期相吻合，人力集中到城市，并根據實際情況，從原先的傳統產業流向新興產業，一次又一次地優化資金和人力的配置，提高經濟效率。
美國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過程給我們以相當大的啟示，經濟發展基于城市化。強行把人留在老家，失去了城市的規模效應，不管是產出還是消費都會降低，雙循環中的內循環會受到抑制，這就會抑制經濟增長。用經濟增長減緩去換人口規模的穩定，得不償失。
中國發展需要的人口，一方面需要有足夠的數量，另一方面需要對人口質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培養高素質高能力的人口。而這些，都需要提高諸如教育和住房這樣的公共服務效率。用通俗的話說，生得起、養得好、安居樂業，才能支撐中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向著高技術、高收入國家發展。
那么，在城市化/大城市化;老齡化;以及居住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這三個條件之下，要促進發展，邏輯的結果就指向：改變城市的土地供應政策，增加低密度住房，降低公共服務的土地成本。只要做好規劃，城市發展并不一定會導致城市病。
需要強調的是，土地，從來都是服務于人的，沒有人的土地毫無意義。土地只有孕育了人，才變得有意義。
作者：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媒體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