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出目前東亞最早社會結構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團隊聯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廈門大學等機構的合作者，對來自中國蒙古高原東南緣北方草原地區、距今8800-5000年的35例古代人骨樣本開展高分辨率系統性核基因組研究，重構出目前東亞地區最早的社會結構——距今8800-7500年蒙古高原東南緣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組織模式，為理解史前社會結構演化提供了新視角。

(相關資料圖)

本項研究還發現中國蒙古高原東南緣人群在距今8800-7500年間保持高度遺傳連續性，并闡明蒙古高原東南緣祖源對環貝加爾湖區域、蒙古高原北部區域、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期人群有顯著遺傳貢獻，提示這一過程可能與細石葉技術及陶器傳統的傳播、交流同步。

這些古基因組研究重要成果，近日以兩篇論文在學術期刊《創新》(The Innovation)同步上線發表，揭示中國蒙古高原東南緣不僅是新石器時代社會的重要策源地，還是新石器文化的交匯地、北方草原文化的緣起地，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進程的重要早期源頭之一。

家庭或是信仰與社會認同核心

合作團隊介紹說，這次研究的河北興隆、四臺等遺址出土的大量房址、農具及粟黍遺存顯示，距今8800-7500年北方草原地區已形成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早期定居社會，是東北亞最早的大型聚落之一。

傳統觀點認為史前社會隨著農業發展由母系向父系演化。然而，興隆和四臺的合葬墓主要由以父母與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組成，沒有明確父系或母系遺傳特征，在居住模式上也不以父系或母系為主導。這一發現不僅確認了以家庭為核心的早期社會組織模式，還挑戰了此前所認為的從母系到父系的線性社會結構演化模型，表明史前社會組織模式具有多樣性。

此外，興隆遺址合葬墓中出現非親緣關系成員，四臺遺址合葬墓的13個個體更是包含3個不同的家庭以及3個不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家庭的個體，這表明在以家庭為核心之外，興隆和四臺社群可能同樣開放接納非血緣的家庭成員，形成家庭-跨家庭的社會組織，以及包含非血緣家庭成員的合作包容的社會結構。

考古學家之前認為，在距今6000-4800年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現的跨家庭合葬墓標志著社會結構復雜化以及更大型社會組織的萌芽，而距今7600年的四臺遺址遺傳學實證，則將跨家庭合葬更往前推進至少1600年。

興隆與四臺遺址出現的“屋內合葬”習俗，進一步強調家庭在社會組織與喪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中，四臺遺址出現的3個家庭合葬在同一屋內的獨特喪葬習俗，暗示這些家庭在生前可能共同生活，死后共同埋葬，說明家庭不僅是生活單位，也可能是信仰與社會認同的核心。

此次研究還發現興隆與四臺人群普遍避免近親和族內婚配，這與一些史前遺址相對常見的同族婚配、近親婚配現象形成鮮明對比，表明早在距今8800至7500年，中國蒙古高原東南緣人群便已開始有意識地避免同族或近親間婚配，可能已存在初步的婚姻規范與社會調控機制，體現出史前東亞地區婚配制度的多樣性。

實證中國北方草原的樞紐地位

合作團隊指出，本次古基因組研究發現，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定居社會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蒙古高原東南緣距今8800-7500年的早期裕民文化和四臺文化人群具有跨越千年的遺傳穩定性，表明這兩支文化的形成并未受到外部人群的遺傳影響，體現出中國北方草原早期社會的自我創新能力。

同時，這兩支文化還發展出了較早且成熟的粟作農業，但與黃河流域仰韶文化粟作農業人群并無額外遺傳聯系，提示粟作農業在蒙古高原與黃河中游可能是兩條平行而非傳播依附的技術創新路徑。

裕民文化和四臺文化人群所代表的蒙古高原東南緣祖源還成為東北亞地區后期諸多文化人群的直接來源。自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中期，蒙古高原東南緣與蒙古高原北部、環貝加爾湖區域及西遼河流域等地之間持續存在遺傳交流。該祖源在距今1.4萬-1.1萬年對環貝加爾湖及蒙古高原北部人群均有遺傳貢獻，與細石葉技術擴散年代一致，表明跨蒙古高原的人群流動推動了這一技術的傳播。

合作團隊總結表示，古基因組研究的這些發現，表明考古文化實踐與人群動態間存在復雜互動，也實證中國蒙古高原東南緣草原地區作為連接周邊人群往來、文化互動的樞紐地位。(完)